华南抗战中流砥柱财聚配资
消灭敌人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在硝烟弥漫的华南抗日战场上，一群潜伏于日伪心脏的无名英雄，通过一束束无声电波，铸就毙敌制胜的尖刀。
“抢在敌人行动之前，早一天半天甚至一小时将情报送达部队，都将对战斗成败发挥关键作用。”曾任东江纵队司令部机要科科长的杜襟南，如此述说隐蔽战线的“威力”。
全民族抗战期间，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在整个东江敌后建立起严密的情报网络。情报站南起香港、北到广州、东至海陆丰、西达珠江口东岸，随后又扩展到西江和北江地区。仅东江纵队情报人员便超200多名。由他们获取的情报，细致部分甚至包括华南日军战斗序列中队以上的人头材料。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广东地下党员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斗争方针，打入日伪内部、团结可争取对象，于龙潭虎穴中建立据点、搜集情报、筹集经费、开展抗日宣传，为配合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坚守沦陷区城市与敌周旋
沦陷区城市是我党我军在抗战期间传递信息、搜集情报、采购物资的重要枢纽，也是地下斗争最激烈之处。
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珠江三角洲大片地区随后相继沦陷。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党利用香港作为敌后活动基地的优势也不复存在。
严峻的敌我形势下，中共粤南省委、北江特委、东江游击队、珠江游击队等4个系统，从香港、澳门、珠江三角洲陆续派遣多名共产党员潜入广州开展地下抗日斗争。在敌人统治严密的中心城市周旋，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为避免暴露，广东党组织明确，于广州等城市分设特派员一人，采取单线领导方式开展工作，不发生横向联系。
甘坑古镇炮楼。
此外，潜伏其中的中共地下党员，还面临着恶劣的生存环境。1942年广东大旱，日军又强征军粮，造成大饥荒，死难者无法计数。曾负责广东敌后城市工作的梁广在文章中回忆，“那时候，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也是我们最困难的时期。组织完全没有钱拨给我们，党的活动经费和党员自己的生活，都完全依靠党员自己想办法互相支持帮助解决，这叫做‘党员养党’”。
为此，在广州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不得不靠做泥水工、收购破烂为生，有的自己学会做杏仁饼四处兜售，还有的到日军被服厂当搬运工、拉人力车。他们以此贴补家用、开展斗争，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没有一人暴露。
在敌人眼皮底下，广州地下党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打入敌伪机关内部。在此期间，东江纵队广州交通站完成了为部队传递文件、协助购买军用药品等一系列任务，并先后护送党员、干部和战士100多人到东江游击区。
除了情报工作，隐蔽战线在城市还有另一大任务：团结群众、发动群众。在广州，中共地下党员成立了“读书会”“游击之友”和“抗日大同盟”等外围组织，协助印刷秘密文件，张贴、散发抗日传单等，并以各种方式散发。
“游击队昨夜进城啦！”1945年7月的一天，广州市民清晨一打开家门，映入眼帘的就是遍布街巷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告全市同胞书》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告全市同胞书》，全市为之震动。
这是广州地下党员和“游击之友”的“手笔”。在周密计划和精心组织下，他们以两至三人为一组，在夜色掩护下，将4000余份传单撒向广州市主要马路干线和一些横街小巷，号召人民起来战斗，夺取抗战最后胜利，极大鼓舞了民众的抗战决心和信心。
与盟军互通情报并肩作战
1944年秋，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战机从桂林隐秘腾空，飞抵香港启德机场上空，瞄准驻扎在此的日军飞机、机场火力点、跑道等，精准扔下一枚枚炸弹。从临近的狮子山上望去，登时一片火海。日军遭逢此击，损失惨重。
启德机场是日寇入侵东南亚的重要据点，也是盟军的重点轰炸目标之一。为了准确有效地摧毁该基地，此前盟军曾数次派出情报人员，深入港九地区进行实地侦察，但都因敌人防范严密而一无所获。
当年2月财聚配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空袭启德机场，中尉克尔因战机中弹被迫跳伞，幸遇东江纵队港九大队营救。这支敌后武装的精悍干练以及军民同心的崭新面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伤愈归队后，克尔向陈纳德将军汇报了有关情况。
广东人民抗日武装营救美军飞行员的行动，引起了美军的注意。1944年10月，美军派人携感谢信到东江纵队司令部，正式要求与东江纵队合作，设立联络站和电台，收集日军情报和气象资料等。东江纵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设置联络处，作为特别情报工作部门，负责广东沿岸及珠江三角洲敌占区情报工作。盟军投向驻港日寇的炸弹，就此“长了眼睛”。
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掌握日寇飞机数量及分布情况？港九大队培训了一批不易引起日军察觉的小交通员，连续数天钻进机场，将所见所闻详细记录下来。轰炸前，港九大队还率先甄选好位于狮子山上的最佳侦察地点，带领美军侦察队隐蔽进驻，抵近侦察拍摄；轰炸结束后，及时汇总形成效果报告，帮助盟军提升轰炸精度。
启德机场一役，推动双方进一步密切合作。此后，更多情报源源不断地从东江纵队发出：港九大队女队员文淑筠连续多日守候在维多利亚港前，用望远镜观察记录日寇舰艇进出港口及锚泊情况；会讲英语和日语的情报员李成，设法打入驻港日军宪兵总部特高课，获取了日军军用地图副本并转交盟军……这些信息，都在之后不久化为一枚枚伴怒火倾泻而下的炸弹。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盟军收到的日军在广州天河、深圳西乡南头机场的图例和说明，以及日军太古船坞建造计划图、日本华南舰队密码、日军神风攻击队K2飞机图纸、广九沿线日军工事图、香港日军海防图等重要军事情报，均由东江纵队提供。
这些宝贵而准确的情报，被盟军认为“在质与量都经常优越”。凭此，东江纵队多次收到陈纳德将军、在华美军司令部以及来自华盛顿的感谢，他们表示东江纵队的情报工作“对美国战略部队在中国的组织的成功有着决定性的贡献”，称赞东江纵队联络处“是美军在东南中国最重要的情报站”。
以统战带动情报 寓情报于统战中
“你不用怕，我不杀你，上级叫我找你有事商量。”东江纵队虎门情报站情报员欧培，将枪指向虎门日军“宪兵侦缉队”队长叶炳荣。后者此前曾被东江纵队俘虏，承诺悔改并为我军提供情报，被释放后却言而无信。欧培此行，就是为了迫其就范。
经过详谈，叶炳荣保证给游击队提供情报，并约定了联系和传递情报的方式。此后，该地区日伪活动的情报经由东莞情报站，不断被送到东江纵队手中，为部队战斗提供了重要决策参考。
欧培的单刀直入、虎穴策反，是抗战期间广东党组织以统战带动情报、寓情报于统战中的生动缩影。
甘坑新村街景。
一些在战斗中被俘获的伪军军官，是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的重要对象。这些人经过教育释放后，大部分表示愿意为抗日效力。例如伪绥靖公署高参萧维扬，在获取日军进攻禺南根据地的作战计划及军用地图后，及时送交珠江纵队。东江纵队则在放归一名伪军新兵营长的同时，派出一名同志担任其副官，便于探听情报，并将新兵营牢牢掌握在手中。
政治瓦解敌军与改造日军战俘，同样是隐蔽斗争的重点所在。1944年春，东江纵队同港九党组织联系，将投诚过来的日本反战人员秘密带入香港，开展反战工作。
次年夏季，在对日伪军俘虏改造教育的基础上，东江纵队先后在战俘中建立台湾人民解放同盟、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华南支部、朝鲜人民独立同盟华南支部等反战组织，利用其语言优势到前沿阵地开展反战宣传攻势，并为其收集和探听情报。
此外，广东党组织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指示，坚持“积极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争取中间势力，孤立打击顽固势力”的统战工作方针，努力团结国民党内部的爱国力量。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初期，广东党组织借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余汉谋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之机，委派一批中共党员打入战区政治部开展工作，并动员十余名共产党员应试加入第四战区政治大队，利用合法身份到战区前线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随后，广东党组织又派遣200多名党员进入余汉谋的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帮助推动国民党军队进步，增强对日抗战的力量，同时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点评】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理事左双文：
在沦陷区城市进行隐蔽斗争，没有一位地下党员暴露
在敌伪严密控制下的沦陷区城市坚持和开展党的秘密工作，极其艰难和危险，随时都有暴露和牺牲的可能。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理事左双文介绍，在进行敌后抗战期间，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各系统派往华南沦陷区城市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无一人暴露，均安全坚持到最后，“反映了这批同志出色的工作能力和坚定的斗争意志”。
“他们人数不多，但活动能力很强，利用各种关系打入敌人内部，以职员、教师、商人、小贩、车夫等职业为掩护，在获取情报，筹措军火、医药物资，策反敌伪人员、进行宣传舆论战等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左双文举例，一些党员打入南海县伪警察局和伪《中山日报》，有的还打入了汪伪广东高等法院、广东妇女会、国民党军统在广州的地下情报组等机构，借此搜集情报，并发展党的组织，为配合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严峻的斗争环境中，身处沦陷区的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党员没有活动经费来源，只能自谋生路，靠当小贩、做苦力、打短工开展斗争。“即便再难，他们也从未忘记自己的崇高使命，充分显示了他们是一批有信仰、有气节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可以为党的事业不计得失、任劳任怨、流血牺牲。”左双文说。
【纪事】
为盟军破析侵华日军精锐“波雷”师团行踪
随着法西斯阵营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的节节败退，1944年秋，盟军开始思考以中国东南沿海为跳板，对日发起大反攻。围绕该设想，各项情报工作旋即展开。
当作战计划拟定完成、准备予以实施前，一个让盟军担忧的情况出现了：代号“波雷部队”的侵华日军一二九师团突然失去踪迹。作为侵华日军的精锐部队，波雷部队尤擅滨海防御，是盟军抢滩登陆的重要威胁。那段时间，盟军用多部电台追踪这支部队的动向，却一无所获。
这时，东江纵队下辖的一支情报小组到深圳至汕头进行海岸勘测工作，突然发现日军正在汕头沿海构筑洞穴工事。他们迅速将其绘制成图，并转交盟军。随后，东江纵队情报人员还通过一名日军翻译，得知驻守汕头的日军正是盟军苦苦寻觅的波雷部队。
原来，日军情报机构在得知盟军计划后，马上命令波雷部队关闭电台，静默快速开进，南下秘密到达广东沿海，专门防御盟军登陆。
根据这份由东江纵队提供的情报，盟军决定取消原定作战计划，及时避免了更大伤亡的出现。为此，盟军专门致电东江纵队：“你们关于波雷部队129师团的情报对我们会有帮助。你们报告该部队的指挥官姓名及其师团部在淡水是我们所得到的唯一的报告。”后来又来电说“华盛顿对于发现129师团及其消息致以祝贺”。
【新貌】
烽火电波八十年：从甘坑山洞到湾区新城的时代交响
甘坑社区航拍。
“延安，延安，我是东江！”1942年1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第一封电报从深圳的一个山洞里发出，“翻山越岭”抵达延安。此后，党中央的指示源源不断地传来，指引着这支孤悬敌后的广东人民抗日武装发展壮大。
这个承载着红色电波的山洞，位于龙岗区吉华街道甘坑村。八十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深山密林，溪涧纵横，秘密电台就隐藏在一间茅草屋下。如今的甘坑，已然“换了人间”。行走其中，目之所及尽是错落有致的新式民居，新修的麒麟馆与麒麟广场时尚美观，孩童嬉笑玩耍，年轻人挥汗健身。
旧貌虽已难寻，昔日的红色故事仍在代代传唱。在甘坑古镇，巍然矗立着一座修建于民国初年的四层炮楼。抗战期间，在东江纵队领导下，甘坑村自卫护村队依托炮楼坚持对日斗争，多次为游击队传递重要情报。就读于深圳实验学校高中园的小谢，每年暑假都会来这里担任志愿者，向游客娓娓道来炮楼背后的烽火岁月。
社工罗成在甘坑景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已三年。他粗略统计，凭借丰厚的红色文化和客家文化底蕴，中心每年接待各类研学团体百余个。漫步古镇街头，常见身着古装的年轻人，与古色古香的客家建筑合影留念。古朴的小巷里，各式文创店、咖啡店错落分布，令游客驻足流连。
沿着甘坑新村下行，几分钟便踏入老村。这片起源于明清时期的客家古民居群落，已有超过三百年历史。2010年后，当地政府对老村实施保护性开发，采取集体统租、修旧如旧的方式。2016年，又引入市场化运营，将老村打造成集客家文化、甘坑传奇、红色文化于一体的甘坑古镇。
甘坑社区工作站副站长刘鹏看着新村，不住地感慨：“以前的甘坑老村地势低洼，逢汛必涝，房屋凋敝破败。如今已是深圳十大客家古村落之一，也是全龙岗区最热门的景点之一。”
放眼望去，今天的甘坑社区人流稠密，深圳地铁10号线穿行而过，清平高速与沈海高速在此交会，9个产业园区在此落地，吸引了一大批高新产业集聚，培育出唯酷光电、盛达同泽、优艾智合等众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八十载光阴流转，甘坑的使命已从烽火年代的隐蔽斗争地，跃变为宜居宜业、经济繁荣的现代新城。时空交替，精神永续，一曲深沉而激昂的时代交响曲正在奏鸣。
南方+记者 陈嵘伟 钟常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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